转载彭维刚：制度转型、企业成长和制度基础观-来源：管理学季刊.2018,3(1):1-19.

来源: 乔朋华/

昆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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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8 08:58:36

2020-09-18

一、引言

企业如何成长是管理学界长期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企业在制度转型期间如何成长？二十多年前笔者在《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承前启后的问题（Peng & Heath, 1996）。十多年前笔者在AMR中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Peng，2003）。二十多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从20世纪90年代仅有几篇文章的涓涓细流成长为目前汇聚了数百篇文章的浩荡江河（Meyer & Peng, 2016）。从中国情境出发，这方面的研究在地域上已涵盖上百个新兴经济国家。同时，该研究在理论上已被归纳、总结，并升华为战略的制度基础观（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strategy）而走向全球。在教学上已进入教科书成为全世界商学院学生基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路从无到有的研究历程可称为学术创业。

笔者为什么会被在制度转型期间企业如何成长这个问题吸引？如何在理论、实证、教学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如何以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来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Peng （2005）对笔者早期的研究有详细的剖析。Neeley （2014）和孙黎（2017）这两篇访谈对近期的科研有深入的讨论。本文在Peng （2005）、Neeley （2014）和孙黎（2017）的基础上对上述三个有关研究过程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回顾，介绍笔者二十多年来在这一领域耕耘的研究心得。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案例研究，以笔者个人的心路历程作为案例，提出学术创业的四大要素，支持并补充了陈明哲（2016）提出的有关学术创业如何从无到有的框架。

二、学术创业

如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界创业成功，形成既属于自己，又被同行认可，更有人追随的学术贡献是广大学者共同的挑战。学术创业具体指如何在学术界中“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业’或研究领域” （陈明哲，2016）。陈明哲（2016）提出学术创业有三大要素：差异化、资源调动和合法性构建。笔者在陈明哲（2016）的基础上，认为可以用更通俗易懂而又排比对仗工整的语言来概括学术创业的四大要素：灵感、资源、差异和整合。我提出的资源、差异和整合与陈明哲所提的资源调动、差异化和合法性构建类似（当然不完全相同）。另外我提出的至关重要的灵感，陈明哲没有提到。

无论是企业创业还是学术创业，灵感是首要元素。神秘的灵感来源在哪里？诺贝尔获奖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9）介绍了三点：保持心态活跃，专研自身领域，勇于跨领域找灵感（表1）。资源既来源于学者自身的能力、兴趣和追求，也来源于外部环境的支持。和现有理论差异的大小直接影响学术创业的成败。差异太大过于标新立异会被保守的学术界杯葛（或封杀），差异太小会被认为乏善可陈。成功的学术创业在传承和创新这两方面必须都很出色，缺一不可。最后，整合工作也至关重要。整合是指在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后，在实证、教学和实践上拓展，将原先在小众市场内被一些学者亲睐的“阳春白雪”营销成能被更多的学者（甚至学生和实践者）欣赏的大众产品。综上所述，这个含灵感、资源、差异和整合四大要素的“过程框架” （process framework）可以很全面地总结概括笔者的研究历程。

表1 灵感的来源

三、从Penrose到Peng 和Heath （1996）的灵感

1991年9月笔者成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华大）商学院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1992年1月起上战略管理博士课，笔者的博导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教授在第一堂课上就介绍了Edith Penrose （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笔者深感共鸣。十个星期以后要交出占成绩100% 的学期论文（term paper）, 所以题目要越早定下来越好。笔者大概一个星期以内就拍板定下要用Penrose 理论研究中国企业的成长，对这一理论可谓一见钟情。Penrose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当时在管理学中还远没有今天的影响。其出发点是任何企业都是由一系列的资源构成的，企业的成长取决于资源能否跟上。企业成长的资源瓶颈被称为“Penrose效应”，名字很好听，但没人跟进。Penrose理论被经济学者边缘化，倒是后来被管理学者发现了，成为今天如日中天的资源基础观的基础文献之一。

当时中国经济成长很快，有一小批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有兴趣。但中国企业的成长好像无人问津。经济怎么会成长？是无数企业在一起成长，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加总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某个百分点。笔者觉得这个从经济层面到企业层面的跳跃在逻辑上站得住脚，值得深挖。Hill教授也鼓励笔者，那么大的题目，就要发在AMR上。但AMR几乎从未发过中国特色的文章，在Peng 和Heath （1996）以前，只有董林雪英（Rosalie Tung）发表过一篇《中国企业的激励模式》（Tung，1981）。可惜这篇文章引用量很少，因为太超前了，和主流差异过大。所以笔者当时也担心AMR有“潜规则”不愿接受只写中国问题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在柏林墙倒后也在经济转型，企业为了生存也要成长，一时风起云涌。笔者1990年在明尼苏达州本科学习上国际营销课时完成了一个麦当劳进军莫斯科的学期项目（term project）, 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改革开放早期的文献略有了解。现在要写企业成长的文章，回想本科阶段的研究，笔者茅塞顿开，要把这篇文章成功地营销出去，最好把苏联东欧企业与中国企业放在一起，研究带有一点普适性的（而非一国独特的）共同管理模式。

当时管理学对中国关注不多，所以文献乏善可陈（Shenkar，2017）。笔者全面系统的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整整十年中，管理学六大主流期刊仅有九篇有关中国的文章（Peng，2005）。但商学院外倒有一门多学科（以人文社科为主）的中国研究（也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或Sinology——顶级期刊是《中国学季刊》（China Quarterly），苏联东欧那边也有类似的苏（俄）东欧研究。这两个领域和管理有点关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文献多一点。笔者从小对社会科学（尤其历史）很有兴趣，所以发现这些文献很高兴。华大有一所全美顶级的Jackson国际研究学院（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所以笔者就跑去Jackson学院的图书馆在中国研究和苏东欧研究的知识海洋中畅游。笔者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把这三方面的文献（管理学、中国研究和苏东欧研究）都系统地学习、吸收了一遍的学者，所以能触类旁通，想到一些别人不注意或没想到的问题。一般中国研究的学者只看有关中国的文献，苏东欧研究的学者只看有关苏东欧的文献，老死不相往来。Peng和 Heath （1996）发表后，引起众多关注，原因之一就是用全球性的眼光站得高看得远，洞悉众多转型经济体中（从波兰横跨欧亚直到越南）企业成长共同的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地看。用现在的学术语言来表述，文章将情境化知识和普适化理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李海洋和张燕，2016）。

《转型经济的企业成长》（Peng和 Heath, 1996）这篇文章最早的雏形是1992年冬季战略管理课的学期论文。笔者在引言中提出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企业如何成长？企业如何成长是管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学兴起以前也是经济学的）最主流、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而对制度转型期间企业如何成长这个问题前辈无人问津，所以既有新意、差异，又不显怪异。这个问题有趣，但当时没人能回答。笔者1992年初想到这个问题时也不明白答案在何方。这个问题又很及时，不仅很多管理学者，更多实践者（尤其是西方想进入这些国家作生意的企业家们）也急于了解答案。因此可以说这个问题在传承和创新方面都很出彩。传统汉语里将我们今天说的从事学术工作称为做学问。这个“问”字笔划很少，但内涵极深——做好学问首先要找到问题，问对问题，问好问题。制度转型期间企业如何成长？这个问题从1992年初到现在，笔者已经问了25年，现在已带动世界各地无数学者一起探索这个问题，笔者将来还要始终如一地继续追问下去。

提出这个承前启后的好问题的灵感来源于笔者当时无意识中贯彻了Williamson （2009）总结的三点：①保持心态活跃。“边缘人”通常思维活跃，与主流有不同的想法，提不同的问题（陈明哲, 2016）。笔者在华大商学院读博期间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边缘人”。教授们都很友好，但没有一位老师对笔者如此“怪异”的研究问题有兴趣（现在的新一代学者可能不了解，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国际管理学的热点是日本）。然而笔者并不气馁。②专研自身领域，学好管理学的看家本领很自然，这里不必多讲。③勇于跨领域找灵感。管理学中国文献的贫乏并没使笔者灰心，反而激起笔者更大的兴趣跨领域寻找灵感。笔者不仅去Jackson学院涉猎中国研究和苏东欧研究，更去社会学系上了一系列课程（下节详述）。笔者很幸运能在一家各个学科都很优秀的综合型研究大学读博，有如此触类旁通的机会，因此受益匪浅。

四、制度基础观的起源：天时、地利、人和

1992年2月左右，尽管笔者已决定用Penrose理论来研究中、（前）苏、东欧企业的成长，但又敏锐地认识到仅用一个理论来研究这么复杂的问题可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到另一个理论来和Penrose 的理论相辅相成。战略管理博士课程上Hill教授每个星期介绍一个理论。众多理论门派中笔者被诺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North，1990）深深地吸引。经济历史学出身的诺斯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如美国当年是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转型成了发达国家），是研究经济转型的鼻祖之一。许多经济历史学家太重细节但缺理论，诺斯的研究出彩之处在于在大量经济史实的基础上发展出理论，所以在以理论为重点的战略管理课上被老师选为核心文献之一让我们攻读。

这时笔者在战略管理专业以外已选了社会学作为博士辅修专业，开始上一系列社会学理论的课程，所以同时了解到制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开始起步（DiMaggio & Powell，1983）。这样对制度研究的跨学科接触——（战略管理课上学到的）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课上学到的）制度理论——使笔者在1992年2~3月恍然大悟：制度理论可以成为对研究中国企业成长极有帮助的工具。就学科背景而言，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后期，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很自然会对分析20世纪后期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企业的成长会有帮助。这宝贵的灵感同样得益于笔者无意识地遵循了Williamson （2009）介绍的三点：保持心态活跃、专研自身领域、勇于跨领域找灵感。

吸收着多学科（管理、经济、社会、中国研究、苏东欧研究）的养料，后来被归纳成制度基础观的研究就这样在笔者读博第一年（具体是1992年初）为战略管理课写的学期论文中起步。如此高风险的学术创业要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上，当时制度研究在各社科领域已风声水起，但远没现在这么火——诺斯要到1993年才得诺贝尔奖。当时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常专注于美国国内新的法律法规对学校、医院等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制度变迁对企业的影响应是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所以其他学科没关注。然而当时管理学对制度研究基本没兴趣。美国国内相对有限的制度变迁和社会主义国家翻天覆地的制度变迁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笔者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变迁对企业的影响将会更大，对学者来说有戏可唱。正巧1992年第一期《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刊登了社会学家Victor Nee （1992）写的《市场转型期间的组织动态》。尽管没有用Penrose的理论，文章讲的是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笔者很受鼓舞，觉得中国企业的成长不光笔者一个“边缘人”感兴趣。所以从天时的角度来看，当时非常有利，宏观的理论层面制度研究正蓄势待发，微观层面笔者新发现的、几乎无人涉猎的中国和转型经济中企业成长的问题，也有前辈开创了零的突破。

地利取决于笔者所处的环境。西雅图华大强系如云，20世纪90年代商学院研究排名全美15名左右，社会学前10名，经济学前10名，国际研究前5名。虽然很遗憾商学院无人对中国研究有兴趣，但对国际商务十分支持，华大是荣膺联邦资助成立国际商务教研中心（CIBER）的首批五家大学之一。在这样浓郁的学术氛围中，笔者如鱼得水。

人和首先来源于华大老师。1992年3月Hill教授看了笔者的学期论文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一年级博士生能写出此文很了不起，但他中肯地指出文章松散，逻辑不强。名师的批评果然一针见血，这篇文章后来被笔者分拆成三篇：每一篇在加强逻辑后都独立发表。除AMR以外，另两篇登在《国际比较管理前沿》（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Management）（Peng，1994）和《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Peng，1997）。除博导以外对笔者关爱有加的教授有管理系的Anne York、Richard Moxon、Richard Peterson、Tom Lee、John Butler，社会学系的Howard Becker和 Edgar Kiser——York、Moxon和Becker教授后来成为笔者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人和的另一方面是同学。没有教授合作，笔者就找同学。那时对自己英文写作没现在这么自信，所以上交作业拿了成绩后就邀请同年级的Peggy Sue Heath助战。她是美国人，对笔者笔下“遥远”的国度无任何感觉。她的主要贡献在于润色加工，使笔者描述的转型经济的企业成长能让一般的管理学者（首先是她本人）看明白。她的另一贡献是画了文中的图1，将笔者的想法更精准直观地表述。1994年6月（博三年末）我们将这篇文章向AMR投稿, 她也和笔者并肩作战, 经历了两轮高难度的修改, 最终走向成功。两个小小博士生，在没有教授指导合作的情况下竟能在AMR发文，没有人和是不可能的（可惜Heath后来没毕业，我们也失联多年）。

在学界人和的另一大来源是校外的师长、同事和朋友，以此建立社会资本。笔者从1992年夏天（即博士刚读完一年）起, 就将学期论文的各种版本向几家学术会议投稿, 从此走上了以文会友的道路。笔者作为博士生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是1993年3月（当时是博二学生）在加州圣荷西举行的（美国）西部管理学会（Western Academy of Management）的年会。会上认识了Mike Hitt、Sheila Puffer和徐淑英（Anne Tsui）教授。这些管理学界的风云人物笔者以前只拜读过他们的大作，现在他们就在眼前亲切交谈，鼓励笔者好好学习，令人倍受鼓舞。这三位前辈后来都对笔者的学术生涯很有帮助，笔者至今和他们都有联系。

就这样，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天时、地利、人和，笔者对制度基础观的研究开始起步。用前述的学术创业四要素的语言来表述，前面一节介绍的是灵感，这一节的关键是资源。笔者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带来的宝贵的学术资源，尤其是来自校内老师和同学的资源和校外前辈的资源。下面谈的是学术创业的另两大要素：差异和整合。

五、制度基础观的兴起：差异

差异就是不同。学术创业的差异化在于挖掘出先前被忽视的、重要的、被同行认可的不同之处（陈明哲，2016）。从Peng和Heath （1996）起，制度基础观的研究就致力于差异化。Peng和Heath （1996）开创了三个第一：①首次将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运用到转型经济企业成长的研究中；②首次将诺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引入管理学；③首次将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国有企业放在一起探讨其普适化的共同成长规律。文章主要观点是在制度转型的情境下，企业靠自身壮大和靠并购成长都会较困难，靠网络（如中国的关系网）成长将成为扩张的主要战略。Peng和Heath （1996）是我被引次数第三多的作品（2017年10月Google Scholar被引2000多次）。

巧的是1996年4月笔者的文章刊出八个月后，Boisot和 Child （1996）以及Xin和 Pearce （1996）这两篇相关文章都在当年12月刊出。Boisot和 Child在理论上讨论了中国的网络资本主义，Xin和 Pearce在实证上推出了“关系”这个概念（首次将“guanxi”带入主流英语文献）。Peng和Heath （1996）引用了Xin和 Pearce 1994年的会议文章，但写作时不知道Boisot和Child的研究。可以说当时三组学者都在关注相关问题，为现在称为新兴经济管理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所以这个当前有数百篇文章浩荡江河般奔腾向前的领域（Meyer & Peng, 2016）可以说起源于这三篇文章的涓涓细流。

Peng 和Heath （1996）加上上述两篇相关文章发表以后，研究网络关系成为研究中国管理的一个起点。走在前面的笔者又进一步深入思考：关系越多，企业绩效会越好吗？很多时候也不能光靠关系。关系的重要性在制度转型中会降低，将会有一个重要的拐点。这个拐点在许多企业的实践中已经慢慢琢磨出来了。社会学家Doug Guthrie （1998）在《中国学季刊》发表了一篇前瞻又有争议的文章，讲关系的重要性在下降。笔者从读博期间就关注社会学、中国学文献，所以在管理学刚开始对关系感兴趣时就捕捉到了这篇文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光有关系还不够。你从我这里采购，尽管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但如果我的产品太烂，那继续购买我的产品你也没法向你老板交代。那我作为供应商应该怎么办呢？是继续与你加强关系，和你老板喝酒，甚至行贿，还是我也两条腿走路，在关系这条腿以外，加强市场这条腿，努力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

这些想法后来就融汇成了《制度转型和战略选择》（Peng，2003）。这篇文章是在1996年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捕捉企业如何成长的大问题，因为转型经济的特征就是转瞬即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也要跟上。笔者还有几篇文章，特别是与陆亚东（Yadong Luo）合作登在《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的文章（Peng & Luo, 2000）在前面带了个头，引发了大家对关系网络实证研究的兴趣。然而，理论要继续往前发展就有一个拐点的问题，关键要捕捉到这个拐点。相比于Peng 和Heath （1996），Peng （2003）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恢弘的笔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制度转型可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早期），拐点以前关系越多给企业成长带来的价值越大（这是传统的关系文献（Peng & Heath，1996；Peng & Luo，2000；Xin & Pearce，1996）谈到的）。拐点以后关系越多带来的价值开始变小，但重要性仍然显著（这是Guthrie （1998）提出的新观点）。第二阶段（后期），过了临界点以后，关系越多越会给企业成长带来负影响，所以成长中的企业被迫强化市场竞争力。企业战略如此转变的动力在于市场竞争机制（属于正式制度）的逐步完善和靠关系网络办事习惯（属于非正式制度）的逐步淡化。关系的作用不会彻底消亡，但也不会无穷大。也就是说关系与市场的作用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潮涨潮落、相互作用，又彼此交织的动态平衡的过程。

这是制度基础观兴起时期的重要观点，也是和其他理论（如关系万能论、市场胜利论、资源基础观）相比的差异之一。在笔者140多篇文章中，Peng （2003）成为最有影响的，即被引次数最高的一篇（2017年10月Google Scholar 被引2300多次），也是关注于新兴经济的管理学研究中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之一。

从制度转型期间企业成长这一基本问题入手，制度基础观和现有文献相比主要的差异之处除了上述的理论差异以外就是地域差异化。在1996年和2003年两篇理论文章指引下，笔者和同事们开始了第一批有关中国企业成长的实证研究（图1）。但从一开始，笔者就很注重普适化理论的建设，写了一系列理论灵感不是直接来自中国情境的理论文章，如多元化成长（Peng et al.，2005）、公司治理（Young et al.，2008）和破产法制度对企业成长的影响（Lee et al.，2007）。实证上笔者和同事们开始将制度基础观的触角伸向中国香港、泰、日、韩、俄（图2），致力于以全球的眼光来分析制度转型期间企业成长的一些普适性规律。

图1 早期的理论贡献和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图2 中期的理论贡献和来自中国香港、泰、日、韩、俄的实证研究

2005年笔者与Klaus Meyer合作研究中欧、东欧的企业理论的文章（Meyer & Peng, 2005），发表在《国际企业研究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IBS）。这篇文章2015年荣膺JIBS十年影响力大奖（Meyer & Peng, 2016），是理论差异化和地域差异化方面一个出色的例子。Meyer当时广泛收集了俄罗斯、中东欧的研究文献，发现Peng 和Heath （1996）引发了最广泛的讨论（被引次数最高）。从学术发展上看，新兴经济、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当时大家都在寻找，也比较迷茫。一些喜欢做实证研究的同事虽已冲到前面，但缺乏大理论、大问题导向。笔者1996年的这篇文章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中国，而是将中国情境和中东欧情境作比较，所以不光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引起很强的共鸣，也被研究中东欧的学者认为是“属于他们”的理论贡献，更在广义的研究新兴经济的学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出生、又以中国研究见长的笔者来说，一篇专注于中东欧（而不是中国）的文章能荣膺如此殊荣，是对笔者致力于“全球化”研究的肯定，令人欣慰。

有关差异化努力的心得也可以分享。差异化要在传承和创新两方面都出彩。差异太小会被认为缺乏新意，贡献不足。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差异最大化，其实这也有危险。差异太大过于标新立异会被杯葛。一开始就宣布创建了一个新理论，很容易遭到旧理论掌门人封杀。笔者的做法和陈明哲（2016）的做法一样：“先避其锋芒，养精蓄锐，再以实力和成果逐步获取合法性。”笔者也直接借鉴了以前同事Jay Barney （1991）的做法。他一开始并没有宣布一个新的资源基础“理论” （theory），他说他的贡献仅仅是一种新的“观点” （view），这样比较容易被接受。同样，笔者提出的也是一种新的“观点”而非“理论”。从1992年博士课程论文到2002年《亚太管理期刊》（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APJM）刊出了笔者第一篇以“制度基础观”为标题的文章（Peng，2002）这十年间，笔者始终没有使用“制度基础观”的字眼。这并不是笔者“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而是一开始挣扎着只想出文章，不可能也不敢想自己有新的理论观点。后来APJM邀稿才首次尝试用了这个标题。又过了六七年以后，水到渠成，制度基础观从理论构建到实证研究再到全球共鸣都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笔者才在两本主要期刊振臂一呼，公开提出“制度基础观”的建立（Peng et al.，2008；2009）。

当然，制度基础观的差异化，目的不在于挑战或排斥主流。相反是丰富、充实了主流。制度基础观在行业基础观（即波特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以外，成为战略管理的“第三条腿”。由此支撑起一个“战略三脚架” （strategy tripod），从而使整个领域站得更稳更高，看得更清更远（Peng et al.，2009）。这样的学术创业，从灵感到资源再到差异，下一步就是整合了。

六、制度基础观的成熟：整合

整合的工作是多方面的：①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要发展深化形成体系；②教学上实践上要营销推广扩大影响。在学术上，新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后需要一系列的创新深化。笔者在过去十多年中致力于努力拓宽制度基础观的戏路，全方位、多地域的持续发展（图3）。最近发表的几篇理论文章既有较传统的课题如国有企业的成长（Bruton et al.，2015；Peng et al.，2016），也有较新的课题如来自新兴经济的跨国企业的成长（Hoskisson et al.，2013；Peng，2012；Sun et al.，2012）。最让笔者骄傲的是一篇和两位非洲同事合作的文章，用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从理论上来回顾和展望非洲管理（Zoogah et al.，2015）。在所有有关非洲的文章中Zoogah等（2015）刊登在最高等级的期刊：《管理学会视野》（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AMP）。笔者预计就像二十多年前Peng和Heath （1996）在有关中国和中东欧的研究兴起以后倍受注目一样，Zoogah等（2015）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非洲研究起步以后倍受注目。

图3 近期的理论贡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实证研究

实证上，最近十年来的研究一方面继续笔者早年开始的一些课题（如公司治理和跨国企业等），另一方面也开始涉猎一些新的课题（如创业、并购和知识产权等）。数据样本不仅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国家，有时也来自美、英等发达国家乃至世界各地（图3）。制度基础观正在真正地走向全球。

要整合光靠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学术创业需要形成一个社群，把资源调动、整合起来”，“如能够吸引一群有兴趣甚至有影响力的学者加入” 就更有成功的可能（陈明哲，2016）。在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笔者和四类学者有过合作：

（1）前辈中的顶尖学者：Jay Barney、 Jean Boddewyn、 Greg Dess、 Charles Hill （笔者博导）、 Robert Hoskisson、 Sheila Puffer、 Oded Shenkar和Mike Wright等。

（2）同辈的同事：David Ahlstrom、区玉辉（Kevin Au）、 Garry Bruton、 David Deeds、 Igor Filatotchev、姜福明（Fuming Jiang）、吕源（Yuan Lu）、陆亚东（Yadong Luo）、林志昂（John Lin）、 Livia Markoczy、 Klaus Meyer、钱共鸣（Gongming Qian）、 Jeff Reuer、谭劲松（Justin Tan）、王誉龙（Denis Wang）、杨小华（Xiaohua Yang）和Michael Young等。

（3）笔者的博士生和其他后辈青年教师：陈昊（Hao Chen）、蒋轶（Yi Jiang）、 Ted Khoury、 Sergey Lebedev、 Seung-Hyun Lee、马旭飞（Xufei Ma）、 Craig Maucaulay、 Canan Mutlu、 Brian Pinkham、 Steve Sauerwald、石维磊（Stone Shi）、 Cip Stan、 Charles Stevens、苏威杰（Weichieh Su）、孙黎（Sunny Li Sun）、谭浩（Hao Tan）、谭伟强（Weiqiang Tan）、童文峰（Tony Tong）、 Marc van Essen、 Cristina Vlas、王从颖（Joyce Wang）、翁煌哲（David Weng）、吴展（Wu Zhan）、 Yasu Yamakawa、杨海滨（Haibin Yang）、周琦（Jessie Zhou）和David Zoogah等。

（4）中国国内的学者：陈昊然、黄媛媛、姜飞飞、江旭、李新春、李阳、李垣、刘益、任兵、苏中锋、孙卫、肖知兴、谢恩、阎大颖、易靖韬、原长泓、曾赛星、张书军和朱虹等。

加在一起，笔者曾有100多位合作伙伴，这在学界十分罕见。笔者不但以学识和功力，更以执着和真诚吸引了这么多学者志同道合地走上合作研究之路。笔者既没有少数几位固定的搭档，也不专盯比自己更有名的学者。相反，在自己成名以后，笔者采用“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很愿意带领需要帮助的同辈中的同事及后辈中的新人和学生，大家共同取长补短，互勉提高。当然合作有深有浅，但这么多伙伴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势头。笔者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且扩大了伙伴们的影响。这样更提升了管理学领域的影响——不但是伙伴之间的双赢，而且是多赢、全赢。前面一节讲到笔者早年读博期间就很注重天时地利以外的人和。这里讲的是笔者出道以来进一步注重人和取得的“社会”成果和对学术社群建设的贡献。

众人拾柴火焰高。笔者欣慰地看到当年来自“边缘”几乎无人问津的研究现在不断整合后正走向成熟。前面讲到Meyer和Peng （2005）在2015年荣膺JIBS十年影响力大奖，这证明所谓“主流”正对新兴经济（不光是中东欧）的研究刮目相看。我们的获奖感言中（Meyer & Peng, 2016）将从新兴经济的研究中兴起的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观归纳、总结、升华，第一次大胆提出制度基础观已形成国际企业研究的一种范式（paradigm）。也就是说，制度基础观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且已演化成由多个侧重点不同的相关理论，运用到企业多元化、公司治理、企业创业、知识产权、国际商务战略和家族企业等相关领域而组成的制度理论家族（或体系）（表2）。范式的定义正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共同基础的理论家族（或体系）（Kuhn, 1962）。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制度基础观在已拥有几百篇文章的基础上正在这几个主要领域和其他领域多头并进，高速发展，奔腾向前。

表2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观已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家族（体系）

学术创业要成功地整合，光有理论和实证的文章（即使出在顶级期刊）还不够。学者们尽管对出彩的成果相互钦慕，但学术界毕竟是阳春白雪的小众市场。扩大影响需要努力营销，往往需要出版专著来扩大对其他不在“小圈子”内的学者的影响，更要在教学上争取将研究成果“大众化”并写入课本，成为学生学习的基础知识的一部分（贾良定等，2015）。最理想的是学术创业能对实践和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徐淑英，2016）。

笔者十分幸运。2000年出版了第二部专著《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战略》（Peng，2000），整合了笔者和其他学者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2008年有一项研究发现这是前十本被引次数最高的国际商务专著之一（Griffith et al., 2008）。更令人惊喜的是2002年10月当笔者还是助理教授时一家著名出版社的主编专程跑来俄亥俄州立大学邀请笔者撰写大型主流课本《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当时笔者出版了二十多篇文章（有五篇在顶级期刊），作为助理教授业务突出，但要担此重任心里没底。主编说他的旗下阵容强大，最畅销的战略课本（Hitt， Ireland，& Hoskisson）就是他签下的。他要物色新人，这三位前辈（还有其他学者）异口同声推荐了笔者。主编还精读了《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战略》，觉得笔者下笔有神，可担重任。而且笔者已有两本专著（第一本是博士论文Peng （1998）），这样宝贵的多次出书的经验在助理教授（甚至副教授）中无出其右。主流出版社来恳请笔者这位英语不是母语（管理学畅销课本作者中极罕见），又以研究中国和新兴经济企业战略见长的青年学者（当时年方34，博士毕业才6年）加盟其作者队伍，显然没有把笔者当作非主流的“外人”。

《全球战略》第一版从2003年夏开工到2004年夏截稿，于2005年1月上市，版权属2006年。新课本上市，风险之高犹如企业创业，新产品如不能迅速占领市场就无法长期生存。不少新课本（包括笔者几位朋友写的）第一版之后无以为继，令人扼腕。令人欣慰的是《全球战略》一炮打响，好评如潮。主编喜上眉梢，马上邀请笔者再写一本更大型的主流课本《全球商务（Global Business）》，第一版于2008年3月上市。然后让笔者再接再厉，出一本《全球商务》的简装版：书名浓缩成了一个英文字：（Global《全球》），第一版于2010年10月上市。此后三本书轮流再版，现已出了第四版。另有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翻译版相继问世，针对欧洲市场和针对印度市场的英文改写版（由当地同事操刀改写）也陆续上市。目前笔者的三本“全球”系列课本畅销全球40多个国家。

课本写作对整合、拓展、推广制度基础观来说是天赐良机。然而课本不是专著，不能过分彰显作者一家之言。由于课本要概括总结浩如烟海的文献，很多课本千篇一律引人入睡。优秀的课本既要深入，也要浅出。一要用广大读者（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述，二要与时共进结合新的时事形势。笔者的课本出彩之处正是在介绍前人的文献之余，将制度基础观作为基础知识的一部分带入课堂。其他课本或不提制度，或在“环境”一章里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部分，但在其他章节里制度就消失了。笔者的课本中每章都讲制度，并且每章都有一节题为“辩论”，培养学生以证据为基础（evidence-based）的辩论，来激发学生进行理性的探索，避免过度情绪化，被表面的现象（如媒体）所左右。制度基础观与行业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相辅相佐，能帮助学生自主分析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教学中笔者最欣慰的时刻之一往往是学生做报告（presentation）时，将“制度基础观”这几个字朗朗上口地流利表述出来。

除通过课本整合制度基础观以外，笔者有空也做些战略咨询，客户包括跨国公司（如AstraZeneca和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政府部门（如中国香港地铁和英国政府）。为客户排忧解难显然不能光讲理论，理论需整合后让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能理解、接受和执行。例如, 2011年为德州仪器教育技术（即计算器）部门的一项咨询要给出在华新增人员如何布点的建议。当时销售人员布点都在北京、上海、深圳，我建议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开发西部，教育投资正向西部地区倾斜，所以新增人马不应在北、上、深，而应在成都、西安。2013年笔者受邀为英国政府作了一份咨询报告，关注英国出口产品未来的市场。主要问题是在新兴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英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会增长，但是否值得为此放弃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出口产品享受的优惠。笔者从制度的角度建议尽管英国对新兴经济出口会有所增长，但作为欧盟成员带来的制度“红利”（优惠）太大了，所以坚决反对退出欧盟。

最近特朗普总统威胁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笔者百忙之中为《德州CEO》（Texas CEO）杂志和《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德州主要日报）写了两篇专栏文章。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故，美、加、墨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已延续了几百年，即使总统撕毁NAFTA，北美贸易也不可能停止。NAFTA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人为的制度。从制度的角度来讲，自1994年NAFTA执行以来，美、加、墨之间的贸易关系如虎添翼，德州经济如日中天，得益最大。所以一旦NAFTA终止，三国经济增长会萎缩，德州经济会陷入危机。据说德州在华府的参众议员都收到《德州CEO》杂志，但愿他们看了以后对他们尝试规劝总统悬崖勒马的工作有帮助——这将会是制度基础观对政策的积极贡献之一。

总而言之，制度基础观在最近十年来稳步进入成熟整合期。表现为 ①学术上发展深化，形成一种范式；②教学上成功进入教科书，影响很大，实践上正在逐步扩大影响。

七、挫折

学术创业挫折是难免的。笔者1994年博士论文要开题研究制度转型期间的企业成长，导师就问：“数据在哪里？如何验证理论？”笔者回答：“要回中国挖掘，目前没数据。”导师接着问：“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毕业呢？要是拿不出像样的数据，做这个研究风险太大。”他建议笔者另做一个不用离开美国去收集数据的题目。所以笔者后来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的出口中介企业。笔者没有对导师坚持己见，而是尽最大努力认真做好论文，出了三篇文章和一本专著《美国出口中介成败的背后》（Peng，1998）。导师很开明，说你两条腿走路好了。论文以外另一条腿就是研究转型经济企业成长，是副业，他也不干涉。当然当年的副业现在已成为主业。但当时笔者有时也郁闷，为什么别人做一个博士论文课题就可以了，我硬要自己两条腿走路，做两个课题？

除了论文不能开题研究自己钟爱的课题以外，另一个挫折是由于不能集中力量完成论文（Peng & Heath （1996）在1994~1995年经历了两轮艰巨的修改），笔者1995年8月离开华大去夏威夷大学任教时未能毕业。博士学位是1996年3月回华大答辩后才拿到的。现在回头看来，两条腿走路是一种自我磨练的过程。两个课题没什么关联，但磨练的结果是强化了笔者对文献高效的吸收、对时间高效的管理，为后来多产丰收奠定了基础。这条风雨艰辛的道路是笔者自愿走的，就像动画片《功夫熊猫》中的主角，要成长就要勤于练功。

就像企业创业不被市场认可一样，学术创业不被学术市场认可挫折也会很大。有时不仅文章被拒，而且被批得体无完肤。例如，《在一个转型经济中的经理关系（managerial ties）和企业绩效》（Peng & Luo, 2000）的初稿为《在一个转型经济中的经理网络（managerial networks）和企业绩效》。有评审人认为我们学识浅薄，对网络研究一窍不通，从标题开始文章就有错误。具体问题是我们的问卷调查没用网络研究专用的度量——中心度和结构洞。所以初稿犯了不懂装懂“冒充”网络研究的严重错误。其实研究网络有几种流派，主流派认为网络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方法（method）, 中心度和结构洞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但另一流派认为网络是一种比喻（metaphor）, 所以我们的问卷是可以接受的，将中国俗称的“关系网”称为“网络”好像不为过。陆亚东和我没想到我们的文章在“正宗”的网络学者眼里会有如此严重的反弹。由于问卷调查早已结束，再去收集中心度和结构洞的数据已不可能。走投无路之余，我们计上心头，干脆承认我们的研究不是网络研究，将我们的研究重点改为“经理关系（managerial ties）”而不是“经理网络（managerial networks）”。在文中“未来研究”部分我们呼吁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最好收集中心度和结构洞的数据。退一步海阔天空，Peng和Luo （2000）成为我被引次数第二多的作品（2017年10月Google Scholar被引2200多次），引发了几十篇有关经理关系的跟进研究，有的学者采集了中心度和结构洞的数据，有的直接用了我们的量表而没用中心度和结构洞。所以，评审人不允许我们从事一心想从事的“网络研究”是个不小的挫折，但每次挫折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这次我们学到了网络研究方法的严谨，所以我们后期的文章严格地遵循了网络研究的方法，从而逐渐成长为“正宗”的网络学者。总体来说，从挫折中学习、成长是学术创业不可避免的过程。

八、讨论

（一）本文贡献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①以笔者的心路历程作为案例支持并补充了陈明哲（2016）提出的有关学术创业如何从无到有的框架。笔者提出学术创业需四大要素：灵感、资源、差异和整合。本文从笔者二十多年前读博期间寻觅灵感讲起，讲到在研究中巧用资源，推出适度的差异，在理论、实证、教学和实践上进行多方面整合。②将笔者如何从找到制度转型期间企业如何成长这个承前启后的问题入手，走上建设制度基础观的学术创业道路，这一路心得体会和广大读者分享。具体有：如何找灵感？如何找问题？如何利用天时地利并注重人和？如何将普适化理论和情境化知识有机结合？如何不只关注阳春白雪的“纯”学术研究而注重知识的整合、营销和拓展？

（二）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

作为单个案例研究，本文和其他有关研究心路历程的案例研究如陈明哲（2016），Neeley （2014），Peng （2005），Shenkar （2017）和孙黎（2017）一样，局限于个人学术创业有限的经验。另一种普适性更强的有关如何构建理论的案例研究是用多个案例来推导出这一过程，贾良定等（2015）在Smith和Hitt （2005）的基础上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还有一种探索理论创新的研究方法是选几篇经典文章进行深度分析，李海洋和张燕（2016）在这方面值得推荐。

有关未来的研究，笔者建议两个方向。首先在制度基础观诸多可深挖的课题中，建议大家多关注知识产权。笔者最近提出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基础观，用制度转型解释了中美之间有关知识产权的辩论，并进一步从全球的眼光追溯了中美以外十多个国家知识产权的发展史（Peng et al.，2017a；2017b）。历史有很多宝贵遗产，等着我们去发掘。大家都为中国有古老的历史而自豪，但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历史，也要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历史事实证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某些发展阶段都曾侵犯过知识产权。美国（和其他各国）的这段历史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启示就是我们要警惕中国例外论（Shenkar，2017）。有的人（中外都有）认为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有独特的“国情” （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但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化看，中国其实不怎么独特，走的是美国历史上类似的道路。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辩论，学者的眼光要放远、放宽、放长，不但要有全球的眼光，还要有历史的深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学者的责任（孙黎，2017）。

其次在学术创业的后续研究上，《管理学季刊》和其他期刊可邀请更多学有专长的华人学者撰写更多的心路历程，聚沙成塔，以后可再编辑出书。管理学有一名著《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家：理论发展的过程》（Smith & Hitt，2005），是贾良定等（2015）的主要案例来源。24位伟大思想家中，华人学者无一入围。也许将来可以出一本有关华人学者发展理论的类似的文集，这将会对中国管理学，也会对世界管理学做出重大的贡献。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不但受过普适化理论的严格训练而且对情境化知识有深入的洞见，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应该更加自信（贾良定等，2015；Meyer，2006；Peng，2005；Puffer & McCarthy，2006；Shenkar，2017）。对世界管理问题的研究，应有更多的好奇，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担当（Peng & Dess，2010；孙黎，2017；徐淑英，2016）。

九、结论

学术创业从无到有，既充满风雨艰辛，也不乏成功喜悦。从中国情境出发，在制度转型期间企业如何成长的研究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目前相关研究在地域上已涵盖上百个新兴经济国家，由此归纳、总结、升华出的制度基础观已走向全球，进入主流，正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作为结论，笔者希望自己总结出的灵感、资源、差异和整合这四大要素的经验，对有志学术创业的管理学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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