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名称：李思飞, 李鑫, 王赛, 佟岩.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数字化转型：激励还是抑制？[J]. 管理世界, 2023, 39 (06): 171-191.

研究问题：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代际传承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我国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作用机制如何？上述影响在企业不同内外部环境下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论文摘要：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家族企业面临着代际传承和转型升级的双重挑战。代际传承的顺利进行是家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本文以 2010~2020 年沪深两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对代际传承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代际传承会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而降低风险承担和加剧融资约束是产生上述效应的两个路径。通过比较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传统创新的差异，本文发现，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对企业传统创新决策的影响。进一步地，当家族企业规模较小、家族冲突较大、家族企业为直接创办，以及行业竞争激烈、货币政策紧缩、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较弱时，代际传承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明显；而男性继承人，继承人的海外背景、数字化专业及金融背景则会弱化代际传承带来的影响。本文为代际传承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家族企业科学制定数字化转型决策以及政府制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相关政策 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研究空白：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截至 2021 年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6.2%，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3.4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达到 39.8%。在此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也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吴非等，2021b；戚聿东等，2021；陈晓红等，2022）。然而，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企业因数字化转型“阵痛期”长而“不敢转”、因投入高而“不愿转”，以及因自身能力弱而“不会转”的现象（刘 淑春等，2021）。因此，探究如何驱动数字化深度转型，不仅是微观企业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我国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理论视角：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永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一项重要特征（贝隆等，2012；李 新春等，2015）。随着我国家族企业陆续进入传承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代际传承的经济后果。已有 研究发现，由于新继任者难以传承创始人的经营理念、声誉等特殊资产（范等，2012；黄海杰等，2018），导致企 业在投融资等财务决策方面面临困境，如信贷可得性变差（李等，2003），长期投资减少（许永斌、鲍树琛，2019） 等。在此背景下，新继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情感财富，建立个人权威，会采取提高慈善捐赠（潘等，2018）， 推动战略变革（祝振铎等，2018）以及多元化扩张（罗进辉等，2021）等举措。而对于与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的 企业创新决策，已有研究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仍然颇具争议。一方面，新继任者为彰 显个人权威会增加创新投入，以期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和利润增长点（祝振铎等，2021）；同时，大多数二代继承 人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也促使他们具有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强的专业化能力以及冒险创新精神（蔡 庆丰等，2019）。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则发现继承人会因继任之初的短视倾向和面临的资源困境，减少家族企 业的创新活动（程晨，2018）。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颠覆式的创新（陈剑等，2020；刘淑春等，2021），是否会受到 代际传承的影响？现有研究对此关系及其传导机制的探讨相对有限，同时也未将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传 统创新决策进行对比分析，而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究。

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变革，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企业战略的深度融合，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促使企业在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外部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数字化的系统演变（哈内尔 特等，2021；陈冬梅等，2020）。近年来，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微观企业的经济效果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例如，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高了股票流动性（吴非等，2021b）、专业化分工水平（袁淳等，2021）和投入产 出效率（刘淑春等，2021），最终有助于企业绩效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易露霞等，2021；赵宸宇等，2021）。此外， 部分学者还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对我国诸多数字化典型实践进行了细致分析（戚聿东等，2021；单宇等，2021；吴瑶等，2022），对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选择提供了有益指导。立足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谷方杰和张 文锋（2020）、李华民等（2021）、张昆贤和陈晓蓉（2021）、夏常源等（2022）等学者认为企业经营模式、组织活动、 业务流程、管理层特征和机构投资者会显著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同时，吴非等（2021a）、阳镇等 （2022）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出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科技支出、政策不确定性可以有效驱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基于已有文献，本文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作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并将这一关系纳入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研究框架当中进行讨论。

主要假设：

假设H1a：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会促进数字化转型。

假设H1b：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会抑制数字化转型。

假设论据：

• 激励效应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会促进数字化转型，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继任者为彰显个人能力，树立管理魅力权威，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会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家族传承过程中，创始人的管理经验、声誉等家族特殊资产难以转移给二代继承人，且继承人个人能力不 足，缺乏个人魅力（范等，2012；黄海杰等，2018），这降低了经营绩效（范等，2008；本内森等，2015），导致外部利 益相关者对新继任者及整个家族企业的信任衰退，家族继承人亟须重塑个人以及家族声誉，并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变革方式，可以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强化“供给—需求”两端的衔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并以此提升竞争优势（戚聿东、肖旭，2020；陈剑等，2020；易露霞等，2021；赵 宸宇等，2021）。由于创始人所创下的荣誉和业绩是新继任者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的比较期望参照点（李新春 等，2015），为彰显自身能力和构建个人魅力权威，新继任者可能会进行数字化转型重大战略变革，重塑企业管理流程。 第二，相较于创始人，大多数家族继承人具备更高的学历和国际化视野，更有可能推进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根据 2014 年《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中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家族企业培养接班人的模式之一 就是送继承人出国学习或工作后再进入企业管理层任职。因此，相较于家族创始人，新继任者往往拥有更高的学历和国际化视野（李新春等，2015；蔡庆丰等，2019），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投资目标和战略规划也更为长远，促进了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黄海杰等，2018）。而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帮助企业挖掘内外部可用信息，提 高对前沿科技的敏感度（刘等，2011），并围绕实际应用场景来全面打造数字化转型技术体系。

• 抑制效应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也可能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代际传承会降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继而对数字化转型产生抑制作用。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开发周期长、资金成本高、不确定性强的投资活动（吴非等，2021a），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形式，也推动企业在组织结构、生产过程、管理范式、营销模式等方面发生系统性重塑（戚聿东、肖旭，2020；刘淑春等，2021）。对于进入传承阶段的家族企业而言，来自家族、市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阻力会使新继任者难以承受推行数字化转型所历经的“阵痛期”，造成许多企业“不敢转”（刘淑春等，2021）。不仅如此，一旦数字化变革未能达到预期 的投资回报率，新继任者个人权威的构建就会受到阻碍，家族成员相互信任的基础也会被动摇，甚至会诱发潜在继承人对控制权的争夺、代际延续断裂、企业核心竞争力下降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出于顺利接班的考虑，特别是在完成传承初期，新继任者会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程晨，2018；许永斌、鲍树琛，2019），主动 减少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低风险的短期常规项目（吴炯、戚阳阳，2020）。第二，代际传承会加剧家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抑制数字化转型。已有研究表明，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缺乏有效的接班计划、继任者职业历练不足、传承后业绩变差等现实问题（斯图尔特、希特，2012；本内森等， 2015；程晨，2018）。代际传承后，外部投资者对新继任者的认知能力有限，创始人与其建立的长期信任关系由于难以转移给下一代而逐渐被打破。为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通常采取提高风险补偿，附加限制性条款，要求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抵押品来防范信用风险，进而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李等，2003；麦迪逊等，2016； 沃纳等，2021）。数字技术应用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大范围应用数字技术、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如软硬件设 施、运维系统等）以及组建数字化专业团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刘淑春等，2021；吴非等，2021a），融资约束较强的家族企业可能无法满足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高成本、长周期的资金需求。因此，即使数字化变革会给企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新继任者也可能会做出暂缓数字化转型的选择。

研究变量：

数字化转型水平：借鉴吴非等（2021b）、李华民等（2021）的研究，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 词频数来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数据库”采用吴非等（2021b）的做 法，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两大层面，其中“底层技术”层面包括人工智能、区块 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践应用”层面则是指数字技术在实践当中的具体运用，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库，并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对特征词进行搜索和匹配，最终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指标体系。 在基本回归中，本文将这一综合指标加1后取自然对数，得到数字化转型水平变量（DIGI）。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参照许等（2015）的方法，本文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定义为二代继承人（创始人的儿子、女儿、儿媳和女婿） 进入家族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或其他董事。基于此，本文首先设置企业分组变量（Treat），若家族企业发生 代际传承取值为 1，否则为 0；其次，设置时间分组变量（Post），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的当年及之后年份取值 为1，否则为0；Treat×Post 为双重差分模型的目标交乘项，其系数反映与未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相比，发生 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在传承后的经济影响。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李华民等，2021；罗进辉等，2021；吴非等，2021a；张昆贤、陈晓蓉，2021；夏常源等，2022；阳 镇等，2022），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集（Controls）包括：（1）财务特征变量：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发展能力（Growth）和资本密集度（Sd）；（2）公司治理特征变量：领导权结构（Dual）和董事会规模 （Board）；（3）控股家族特征变量：家族核心高管的平均学历水平（Medu）、家族核心高管的平均年龄（Mage）、女 性家族核心高管占比（Mfem）、拥有数字化专业背景的家族核心高管占比（Mski）、家族现金流权（Ownership）、两权分离度（Wedge）和公司年龄（Age）。

研究层面：企业层面：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代际传承能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投融资活动、战略变革等多个方面（麦迪逊等，2016；祝振铎等，2018；黄海杰等，2018），而数字化转型关系到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战略变革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代际传承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激励和抑制两方面的效应。

样本对象： 面板数据，以 2010~2020 年中国沪深两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

回归模型：DID

研究结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以及运营模式的改变，已经成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 2010~2020 年中国沪深两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代际传承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会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而降低风险承担和加剧融资约束是上述效应产生的两个路径。通过比较代际传承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传统创新影响的差异，本文发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对企业传统创 新决策的影响。进一步地，当家族企业规模较小、家族冲突较大、家族企业为直接创办，以及行业竞争较为激烈、货币政策紧缩、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代际传承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明显；在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中，男性继承人、继承人的海外背景、数字化专业背景及金融背景则会弱化代际传承对于数字化转 型的“抑制效应”。

研究贡献：一方面，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组织及治理结构的研究成果，为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现有文献认为管理层异质性、机构投资者、社保缴费等企业内部特征（李华民等，2021；张昆贤、陈晓蓉，2021；夏常源等，2022）和地方政府财政 科技支出、政策不确定性等外部制度环境（吴非等，2021a；阳镇等，2022）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而本文发现对于家族企业来说，代际传承这一治理结构的重要变更也会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决策，从而拓展了企业层面数字化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由“股东中心”转向“企业家中心”（陈德球、胡晴，2022）的治理模式变革提供了家族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本文比较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数字化转型和传统创新的影响并发现，由于数字化转型会颠覆性地改变企业组织结构，促使分权变革，加大继 承人接班后家族控制权异位的风险，因此代际传承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对企业传统创新决策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的各项异质性检验也进一步证实了家族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继承人特征都会影响到数字化转型决策。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家族企业科学制定数字化转型决策，并且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来应对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制定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继而帮助企业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提供了参考。

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我国家族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代际传承对会计信息质量（范等， 2012）、经营绩效（本内森等，2015；许等，2015）、企业创新（黄海杰等，2018）、战略变革（祝振铎等，2018）以及 多元化经营（罗进辉等，2021）等方面的影响，而本文系统检验了代际传承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新发展格局 下重要战略决策的影响，进而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影响企业重大战略变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支撑。我们也 通过机制检验揭开了代际传承影响数字化转型这一决策的“黑箱”，发现家族企业可以从缓解融资约束、增强 风险抵御能力两方面来降低代际传承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本文也为即将步入传承阶段的家族企业更好地 制定传承规划，完善治理结构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例如缓解家族内部冲突，培养继承人的海外 背景、数字化专业以及金融背景等，进而有助于家族企业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现转型升级。同时，本文 的结论也为政府部门建设和完善金融市场和制度环境，为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从而引领家族企业走向持续成长之路提供帮助。

阅读感想：通过阅读本篇文献，我学习到了数字化转型的计量方法，在以后写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时，可以参照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词频数来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数据库”采用吴非等（2021b）的做法，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两大层面，其中“底层技术”层面包括人工智能、区块 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践应用”层面则是指数字技术在实践当中的具体运用，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库，并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对特征词进行搜索和匹配，最终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指标体系。 在基本回归中，本文将这一综合指标加1后取自然对数，得到数字化转型水平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