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变革型儒学与岭南趋同式儒学评介

万仁辉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舘馆员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前特聘研究员

     前楔语

     与敦煌学、藏学三足鼎立的徽州学，是传统国学中于国际国内早已确立地位的重要显学。而岭南学，近些年来几经诸多先路前驱和重要学者辛勤著论，孜孜创立，艰苦营建，亦已然从不少顽强构筑中的地域学的群候里脱颖出来，初露显学峥嵘，并为学术界广泛接纳认可且纷纷投入研究。

      徽州、岭南两域之学，各自于中国传统儒学史上的表现，堪有一比。拙文谨就“徽州变革型儒学政治”及“岭南趋同式儒学政治”作些基本析论评介，以引金玉。

     关键词组：徽学 岭南学 儒学政治 变革型 趋同式 政治文化变革周期 学态变革周期 文化史候

      徽州变革型儒学政治

      徽州，古称新安、歙州。

      宋以前，徽州在儒学政治上并无特殊建树；相对于中原和江南其它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徽州尚且落后。有宋以来，特别随着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让徽州获得特殊机遇。由于地处南宋都城水隅源头，流经徽州大地的横江、率水、练江汇淳安、合富春，入钱塘湾，与临安杭州近同水系。伴随着徽州儒理宗法社会的成熟，居民成份的迁聚变动和行政治理的进步，地少人多的徽州于是商业、文教、科举蓬勃发达，名人官宦、巨贾精英比肩竞出。

      徽州于是成为宋代新型儒学的发祥地；徽州篁墩世传之“三夫子祠”及“《程朱阕里》碑”便是实证。歙县篂墩是程颢和程颐的祖居地；有考：二程之祖西晋时程元谭和南梁武帝时程灵洗都曾驻新安，任太守，至唐末因避黄巢之乱程氏部份迁出新安而余脉在焉。朱熹，虽出生于闽地尤溪，但在他的著述中除署名“新安朱熹”外，又在自序家世时着重说明“世居歙州歙县篁墩”，后又迁居徽州婺源。

      伴随北宋的颓势，皇权已危机深重，社会结构面临重置，唱颂太平、陶醉美好的文人己意趣阑珊。儒士们好不容易从家国被辽、金等草原民族侵略又无以雪耻的痛楚中挣脱出来，挥去或隐埋了光复故土的最后一丝意念——历史准备好了时机，让程朱理学重构了新的政学合一的社会形态并赋予其更严密、精致的育人、匡政、治国的活力型哲学思想。在儒学思想面临枯竭、生命力渐次衰微的危机阶段，“修正”“纠偏”迫在眉㨗。面对其时长江、中原人材济济，大儒接踵层出的局面，徽州儒人切准文化史候，当仁不让，壮胆变革翻篇，令儒学以崭新的面貌成为宋时意识形态的统领性政治哲学体系，让宋朝文治享有“超越汉唐”之美评，而此时，徽州在儒学领域已超越中原且其优势一直延续至其后的元、明、清……

      儒学政治自程朱理学（人称宋明理学）统制地位的确立，延续四五百年，至明代晚期又至清初，特别是乾嘉时期，学人对愈繁愈密，益严益固的门槛、台阶，藩篱、屏障以及准宗教式的律条、戒规渐积不满甚至痛恨而视其为“苛学”、“酷学”；非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祭起了破障钺斧，甚至连游离儒学边缘以纯文学面貌出世入世的冯梦龙、凌濛初也以他们的“《三言》、《两拍》”，变着戏法对儒理之学进行尖锐批判，呼吁正视人欲。这其实就是政治文化变革周期循环复始的关键时段在历史转换的节点上伴随各种危机而致的学态变革周期已来临的征兆。徽州本土后起儒学精英们又及时地切入儒理宗法的消极点，秉承捍卫儒学的宗旨，打着考据原著经典，破除统制教条的旗帜，试图让儒学政治在自己的主动操控下翻盘重置。而这一切恰好顺应了康、雍乃至乾、嘉满族皇权将汉人儒家政治顶层设计根据自己的意愿改版的需要，于是，江（永）戴（震）〔1〕考据学说应运而生并令整个乾嘉朝野幡然震肃。霎时间，风靡全国的“乾嘉学说”附庸成城，宋明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甚至行为准则都面临“重新洗牌”。也因此，徽州戴震闯入了乾隆皇帝的视野，居然“非进士”而被“赐同进士出身”，破格擢召为《四庫全书》修撰官。

     江永是徽州婺源县江湾人，而戴震是徽州休宁县屯溪人。二人师生挚友，忘年至交；共享“江戴之学，兴于徽歙”的盛名；江、戴所倡导的考据学风及所构建的新型义理之学，又深得其时徽域内外学者的推崇。和江永、戴震相与前后或同时期，仅仅在徽州就有诸多颇有名气的考据学者，甚至有不少成就卓著；他们结成群体，推波助澜，如歙县的黄生、程瑶田、金榜，婺源的汪绂、绩溪的胡匡衷等不下数十人，已然形成徽州拓朴之学的大群候。

      其实，江、戴以及他们周边的拥趸，于各自较早时期都是宋明儒理之学的推崇者或以儒理入道求仕的学人，对其时以儒理宗法为核心的儒学是逐渐由笃信、怀疑转向批判、斧斫的，对于其苛严的宗法制度也是由克己遵守到试越雷池的。一旦资讯二元甚至多元化了，他们终于痛苦地发现，朱子之学，其实已流于支离，陷于僵化，已戕害至自身，于是也转而痛斥宋明理学家“诬圣乱经”，并认为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认定“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而主张“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于是群体转向，置身儒礼宗法的对立面。

     故此，笔者认为，这被时人及后来学人混称之为“汉学”“经学”“考据学”“朴学”“乾嘉学说”的强势新学，其主体躯干其实又归于徽州，大可如不少学人所称：“徽州新学”“徽州朴学”；当然其本质只是换了冠袍的传统儒学而已。这种合乎圣意的样板式学术成就，大大超越国内多地之新学，包括在考据学方面几欲与之比肩的吴派。亦如南宋皇帝选择了朱熹而摒弃了陆九渊，仅凭皇权独尊，“唯我所用”。于是，徽州又接棒成为其时代国学政治的新统领，逐而取代六百多年来作为儒学正宗、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地位，支配着徽州乃至全国社会思想近两个世纪。

     江戴学说对传统儒学的再次随机变革，实际上仅仅是恰逢其时代之历史文化史候，应皇权的需要于学态变革周期对早期儒学和宋明理学的方法论上的否定性创新而曲线的继承、捍卫和发展，绝非革命性的推倒重建。

      正囿于上述“非革命性”，迨至民国初期，徽州人胡适曾试图通过革命形式和手段，彻底颠覆这被认为是腐朽旧文化的一切。尽管自幼在徽州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的他内心惶恐矛盾，但当面临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以为新的文化学态变革周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到来，胡适自身也不免迷失，不少国人更是惊惧彷徨。然而，革命是大势所趋，胡适做出了并非出于初衷的矛盾决策——“打倒孔家店”；洪流滚滚，摧枯拉朽，致使千年传统儒学包括它若干变革衍化的现实形态，统统受到史无前例的荡涤。此时，千年儒学的理论构架，概念系统，逻辑基础都在胡适自己也始料不及的匆忙、混乱中野蛮击碎而猝无重建之思。可以认为，这一切都遭遇于一个被强加的极不成熟的文化史候、极不完备的学态变革周期中，其结局无异于文化之殤。不敢断言它需要多少岁月得以修复疗愈或曰寻求到真正合理的取代和文明的升华。

     宋明理学，乾嘉朴学，两代变革型之“新儒学”，被公认为中国儒学史的闪亮时段之华彩篇章，也是徽州人在儒学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并成旗帜的范例。

     从程朱到江戴又到胡适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中，不难看出他们各自和他们之间与千年儒学思想上错综复杂并且互为依存的链式联系和脉络走向，这其实也是徽州变革型儒学对中国儒学政治的接力、传承、递进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其对中国科举的影响，对中国学术思潮的导向，乃至对中国政治文化等一切意识形态整体的作用力，贯穿逾八百年。 

    岭南“趋同儒学政治”格式

      对比徽州变革型儒学政治，作为中央视野之内却长期“偏安”“蛮荒”的岭南，自中央皇权首次鞭及以来，她们就从未能脱离大中华儒学政治的控制、安抚或“荫蔽、垂恤”。漫长岁月里，在自身支离疏落，格局多变，政权动荡，分分合合，既联盟又争夺的过程中，岭南（人）对儒学政治由冷莫、抗拒、反叛，而又致妥协、臣服、认同、模仿、崇正、效忠，亦步亦趋，附庸协同， 遂至融入中华儒学政治的大家庭。形成一方区域被动滞后的儒学政治，我们权且称之为“趋同儒学政治”。至此，于岭南，儒家对权力的顺应、依附，权力对儒家的驱使、利用，几近与中原等量齐观。

      此所谓“趋同”，就是在处境不同甚至明显处于劣境的情况下，对主体思潮和政治信仰的认同归化，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寻找共同的认知。当然，其中首先必须对主体权威认定的社会、历史、政治主要事件之史实结论了解、学习并认同。趋同，当然又都以代表性文化群体——儒士的屈从、臣服为先决条件；他们必须甘心情愿地牺牲利益即首先不谋求思想政治上的分裂，不导致政局失控和社会危机。

      由于系出大中华多元文化的源头之一，除了最终选择趋同，历史同样给了岭南多次和多向选择的机会。在秦汉中华儒学政治于北方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前，岭南还处于原始自萌政治生态的时候，古瓯越、骆越等百越多种原始文化崇拜，包括他们的神密始祖遗传、民族性格基因在内的原生文化的强大本能应该是对北来文化排斥和拒绝的。但，一切或许是天意，对北方军事强权的臣服和对北方强权陆续给岭南带来“修、齐、治、平”的儒学政治，岭南弱势“蛮夷”当然普遍默认为文明进步，接纳并学习实践。《晋书．故和列传》云：“……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崇正”是趋同儒学中较为积极的具体技术行为过程，只要中央政权稍有机会对岭南地域施以统治影响，便不会放棄或松懈对其正统儒家思想政治的教化和强推，同时更对依附中央政权的文人学者传播如是精神学问，移殖如是文化基因。岭南“崇正”势力的主流中坚，便是这各个历史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包括在政治经济社会中获得权力和地位。为捍卫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又不得不长期趋同维护赐予他们利益的北方儒学政治体系。

      大中华政治最早波及岭南应该说杨越时代，继而统及骆越、瓯越又并联东越，特别至大秦统一，对整个岭南的普惠令广府文化及时并优先地螽斯肇啟又衍集为地域核心。但可以认为，其时作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的广府及其上层，包括其时南海、桂林、象郡等各地首领，应该连模糊的儒学概念都没有。赵佗作为北来的皇权政治代表人推行“和集百越”，倡导“汉越杂处”，这才是岭南最早在较完整的地域概念中根本接受大中华中央皇权并对儒家政治稍有涉闻的啟蒙学习阶段。秦五十万军民之征，掏至中原空虚以至秦亡，这给了岭南一个绝佳机会。由于秦政权的覆灭，赵陀南越国的独立，岭南自然地与中央政权决裂开来，包括星点的儒学概念在内的北来文化基本上都被強势的独立思想包裹而偶取所需。然而，决裂后的南越国（岭南）已是北方的人治，北方的旗帜，由于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政治的朦胧印记已有初步烙痕，更由于赵陀政权的惯性延续和“国治”的不时之需，这个印记不得不被频频祭出并拭亮加深。

      短暂的独立除了让岭南原生文化特色重新佔有比重，其实并没有带来文化上的真正独立。直至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后，岭南已经没有文化选择，大汉政权对南越政权的再次统一，让表面上屈服于军事力量的㱓南再一次归结于由军事到文化上的臣服，而且又让这种文化上的臣服以疆土地域的形式向南部海疆再次延伸并一统而数百年。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文之风真正浩浩然吹拂岭南天地海宇，大岭南政治文化逐渐受儒家政治思想浸润并克服顽强的地方文化惰性逆阻，慢节奏地趋同之。

      东汉末年又给了岭南再选择的机会。当北方袁绍、曹操、袁术，西北刘璋，中部刘表，东部孙策等多方政权在兴起和较量的时候，作为实际上已脫离汉中央政权控制的岭南（交州），并没有爆发岭南文化的独立，而相反，可能不仅仅是军事力量上的失败，更可能是文化上的寻求投靠，岭南很快被东吴政权所统制，直至三国归晋，还原了中华儒家政治文化的大统一，共同实现了中华儒家政治文化的空前繁荣。

      经南北朝，宋、齐、梁、陈，终于至隋、唐，又大一统而数百年。——岭南与他们概念中的“北方”人及中央不时贬谪岭南的大儒们同创共享了中华大唐文化更为空前的“繁荣盛世”；岭南文化对于中华大文化的不二从属和对儒学政治的唯一选型永远且绝对地确立、并更坚定地亦步亦趋。

      随着大唐政权的积弱失势，中华大地割据乱局不可避免，岭南唤醒了历史记忆，又谨慎地独立了，成为与所有北方割据政权在儒家政治文化上别无二致的南汉；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岭南自身的一次文化选择，因为窃取揭竿成果的正是与北方中央政权十分亲密，对中原制度十分熟稔又传承着儒家政治血脉的北遣权臣的后裔，而他重用的也大都是大唐历来贬诎岭南的名宦、名士的后人，南汉政权的文化成份和儒学属性昭然可见。

      因而，从上述意义上说，南汉六十年后归附到大宋的版图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宋数百年的一统，让岭南全程见证了两宋中央政权儒学政治的变革，其中包括程朱理学对岭南的覆盖，甚至连“岭南儒宗”崔与之也完全洞悉其时代文化史候并崇正顺节、趋同洪流。同时，岭南又直接受到两宋朝廷贬谪的大儒名宦的儒家文化、政治哲学等多方面的濡染并对他们众星捧月搬的趋同追随。即便宋末，岭南与皇家，始终共济相携，直至崖山蹈海。

      迨及元、明的改朝换代，岭南趋同式儒学政治一直经受着国体政治、文化生态变换的摔打并随时自觉归位看齐。

      明代岭南学者邱濬、陈献章、黄佐提倡的“实学”，与徽州清初考据、拓朴之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尚属先见先发，敢逆趋同之潮流，可惜，时机尚未成熟，未适在学态变革周期节点上爆燃，对明朝廷的儒学政治的主流惯性并无触动，反而险致学息文偃。

满清政权一统全国后，非但没有改变大中华传统儒家政治的格局，且一切拿来我用，作业照抄。除了换主，于意识形态领域，数百年，除了稍作微调，大都搬用強大的传统儒家政治的成法以统制之。当然，此于岭南，待遇无差别。此中，岭南自身儒学政治于清时的组合重建，包括粤北的韶关，粤东的潮汕支派的健全，虽然一如既往得益于江西学派南下和闽客学派西进，但就岭南整体而言，虽然更新换代是大趋势，但趋同格式并无改变且始终是主流；为与乾嘉皇权政治保持一致，徽州考据拓朴之学在岭南，又同样受到以广府为领䄂的所有岭南学人的追随趋同，直至康梁变法又至孙文革命。

      不幸的是，宋明以来，岭南总是作为没落中央皇权、儒家政治苟延的最后堡垒，亦即皇家政权的终结地。然而，尽管如此，却最终没能让儒家文化被岭南接盘而形成中兴复辟或全新独立的中坚势力。当然，在每个改朝换代的当口乃至前后，岭南原生特色文化都能稍稍获得一些新的萌动和复苏的机会，这也是岭南文化历经数千年，仍在中华文化中保持鲜明特色的原因之一。

（2018年初稿，2022年6月、2023年2月两次誊改。）

注：网络时代，一切信息资源共享，故本文未备置注释，鉴谅。

主要参考文献：

《徽州文化全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10.

《岭南文化丛书》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