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人情愫

陶 人 情 愫

——历代矢志陶瓷著述者略评

万仁辉

历代以陶人自居、或作字、或为号、或冠斋室之名者众矣。但笔者此处直抒心语，所涉“陶人”当难及巨细，而泛指对陶瓷执著热爱的历代艺匠和对陶瓷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又特别要说说以陶人自称的“榷陶使者”督陶官唐英以及历代矢志著述陶瓷文论的学者们。

在唐英去世二百一十九年的一九七五年，我住到了离他当年司陶的御窑厂督陶官署及御窑的标志“龙珠阁”空间距离不到百米的毕家上弄，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一住八年。其实，这个毕家上弄，按照民间“御窑厂方圆二百亩”和“御窑厂，厂跨珠山，周围约三里许”（1）的说法，它明清时代就在御窑核心厂区内。作为邻居，我常常只身去御窑厂、龙珠阁遗址缅怀、凭吊。那时的御窑厂、龙珠阁遗址，除了地下厚厚的窑业文化堆积，上盖已经是景德镇革命委员会即后恢复的市政府的建筑群，而府院后面珠峰上昔日的龙珠阁已难觅断垣残墙；不断倾圮的御窑堆积随着珠峰松跨的护坡窑砖墙年年依山下滑，已让珠山上唯一能够见证当年御窑辉煌的参天古树岌岌可危。那是十年浩劫快要结束的前夜，政治斗争已经白热化，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的承受力亦已到了极限。我每每怀着痛苦又复杂的心绪，到那里寻求缓解。

落叶萧萧，昏鸦扑腾。旁边几栋仓库式的干部宿舍无动于衷地压在这厚重无言的文化层上，像动画中的慢镜头，随着日历倒放、回翻:……这是绿树屏绕的环翠亭，这里是奇石突兀的御诗亭，那里是衙署、客厅和和寝房，那里是威严的大堂。……历代督陶官们在这里运筹帷幄、送往迎来，每一个廊柱间都留下他们为皇帝效命那惶恐战栗而又紧张忙碌的履痕；每一寸土地上都浸透着他们为御窑扑洒的汗水、心血。让人感到尴尬的是，这既是他们历史文化功绩的见证，却也不免沾附着他们历史的斑斑污渍。

珠峰是景德镇中心城区的制高点。珠山上坐北朝南的御窑厂、龙珠阁，以一种特有的凌厉之势俯瞰着全镇，她与御窑厂前那条东西横贯的主轴路，构成紫禁城与长安街、布达拉宫与金珠西路相似的大庄严格局。历史文化名城，除隅水而居的共性外，核心权威机构依踞核心地位裙荫万民、以统以领、以抚以恤、居高临下的传统构架不约而同。景德镇御窑厂前的这条主干道，又恰恰同长安街、金珠西路一样，经过数代人的拆迁拓移、追随攀聚，以致形成规模，表现出他们对所依附的主体的宗教性虔诚皈依和政治性拥戴崇拜。

御窑厂前这条主干道，文革时曾更名为东方红大道，后复称珠山路。然而，民国及其以前，她的称谓却直接而贴切：“厂前”。镇民有句老话:“没到厂前，没到景德镇”。那里是诸多依赖御窑厂而生存的民窑相互争夺的重要窗口，更是众多争露头角的陶人一展身手的好舞台，又是远近逐利的瓷商的营营之地；正是他们，为御窑厂形成一幅众星捧月的壮丽景象，亦正是这重重光环折射出御窑厂的数百年辉煌。也就在他们簇拥的这块地方，在近六百年时光里，为明清两个朝代的二十多个皇帝烧造了不知道多少御用瓷器。

我驻足明清御窑厂的首脑地段，(其实它的北端便是后来发掘证实的元代官窑遗存)彷佛觉得自己上辈子或哪一世肯定是个陶人，以致我对这每一细屑的残存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甚至可以将它想象复原：……那是一个“小器匣”(2)直角平底的碎片，它曾容纳烧成过许多莹白亮润或窑变诸色的各式小瓶、小罐，水盂、水丞。当年臧应选(3)正为这些器皿开怀昕笑；郎廷极(4)曾为其中废品苦恼；年希尧(5)曾对它们精挑细拣；而唐英(6)则手持它们，思量着怎样彩绘装饰；……那是一只小“鸡心碗”底，那是一段葵口小碟的折边，那是一个青花盖罐的顶钮，那是一把斗彩小壶的弯执……。腐枝败叶将它们掩埋，没有人理会它的存在；一代代人的匆忙脚步并不曾惊扰它，因为它在居高自傲的孤独珠峰，尽管偶有寻梦的痴瞋陶人光顾。百十年来，那几废几兴的仓库式小屋也不曾引人注目，因为它在那阴森冷寂的不祥弃园，尽管如今这里已挤满了为住房患愁的小人物……。我幻想着我有一双巨大的机械铁臂，能轻易地扒开这富盈的地层，让我回到从前，寻找属于陶人的一切!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龙珠阁的重建，特别是八十年代中，珠山路的管道工程，九十年代初乃至新世纪，我终于有幸一次次目睹这御窑厂地下奇迹的不断发现，但其时我已远离了景德镇这让我梦牵魂绕而又纠结情肠的城市，只能数年一次像省亲一样专肆来抚触体味那些时空精灵。亦不知为哪般情绪所动，每每我近距离看到这些闪烁着异样光芒的瓷片，我往往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最近，一位身为景德镇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我少时的挚友，让我大饱了一次眼福，将近些年来侦案缴获的那些从御窑厂地下盗掘出的满库房的宝贝让我零距离、手把手地亲近了一番。库房有三重门锁，钥匙分别为三位局级领导保管，须经高度协调才能达成。两个多小时的精阅细览，像一场惊魂艳梦。有这般经历，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犯晕，可能其时，血压心跳都不在正常值内。我真的记不清我看到了些什么?……永乐甜白、宣德霁红、脱胎剔填、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其中小杯小盏、大盘大罐，器形繁多。虽然绝大多数都为残器或拼粘修复件，但这绚烂的古代陶瓷艺术给人的震撼丝毫不减。我隐约记得，一把被深锁在厚厚铁柜中的几近完整的成化斗彩僧帽壶，冰肌玉骨，色彩雅蕴而又瑰丽，其华美高贵，前所未见，冠绝海内外博物馆院此类藏品，更或可搪补阙如。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不可能做任何笔录和拍照，如果不在清醒冷静的状态下重新补课，这经历永远只能是一场梦。

在库房里,盗掘者们用过的藤帽钢盔、胶靴水服、小型汽油发电机、矿灯、步话器及各种钢钎锤镐应有尽有，一并陈列。专业化的盗掘者居然从数百米外相隔几条马路的十八桥地下进入下水道，经中华路、珠山路入市府地下，直到沼气和一氧化碳中毒倒毙，仍前仆后继；而有的团伙竟然在中华路的近御窑厂地段的马路对面，承包或租赁店铺，进行连年累月的“装修”，每晚高价车运“余泥”，以至远郊倾倒区都能拾到御窑瓷片。安静的市府办公大楼内常闻地下沉闷的钁镐闹腾，市府地下几近掏空至有倾覆之虞，人们才由疑惑顿而恍然惊悟!

究竟是什么对盗掘者有如此大的诱惑，能让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身试法甚至牺牲性命?就是那些永远释放着熠熠宝光的御窑瓷片！尽管它们在数百年前竟是御窑的弃物。然而，时至今日，作为元、明、清官窑陶瓷艺术最权威的第一实证性资料，如果据此声称，世界各大博物馆院的此类收藏都应以之为参照范本，也决不为过。它的经济价值可见一斑。尽管这丰富的地下宝藏永远不可能彻底饱和地挖掘，然而，即便是偶尔零星的顺手牵羊，也会让一个普通人富而兼贵。

自御窑厂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前的七十余年时间里，这些地下堆积从来无人问津，更无人管理；而镇民和贱为“草鞋码头”的这个城市，从来就是贫穷、落后。直至今日，景德镇这一人类陶瓷文化的躯干城市、御窑圣地，它的馆藏仍远远不如许多同级城市，更遑论北京、上海、台北。她的专家要做些重大课题，动辄要上北京甚至出境考察。只有这些地下堆积，虽然属于国家，但也理所当然属于这个城市。当年忽必烈、铁穆耳、妥欢帖睦尔都未能顾及，洪武皇帝也未曾想到，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皇帝都同样不曾料想，他们所倾倒的这些窑业垃圾和他们所逐步制定的对私自处理御窑贡余器物者处以极刑的规定，竟阴差阳错地为陶人和镇民留下了如此丰厚的补偿。这决不是简单的价值嬗变、物性膨化、几何乘方，这是文化生命的涅槃、复活、延续和永恒!

我常常思考，陶瓷文化到底属于谁？没有人会怀疑，陶瓷文化是历代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创造。然而，多数创造者往往不一定是拥有者，她只是属于少数人，就像这些地下宝藏不能简单地属于镇民一样！历史的经验证明，千百年来，芸芸镇民为了衣食温饱，日夜劳作，除了最终成为陶瓷文化的构成因素之一以外，一切都属于文化人、统治者、中央王朝。而这些“至上”阶层，虽然也都是陶瓷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但他们永远只是少数。亦如《周礼.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而正是这些据圣人天功的“少数人”， 和俨然为陶瓷文化主人的“少数人”的笔墨以及这些笔墨辑刊的文献典籍、方志档案等，断断续续却又是半客观地连贯了包括这些珍贵的实物遗存在内的煌煌炽炽的陶瓷文化，让她辉映千秋，彪炳万代！然其中有几个镇民瓷工存姓留名?倘如确有，那只有像童宾那样跃入窑火内将身躯化为灰烬者，像蒋知四那样为瓷工争取几两“牙祭”肉而被杀身者！至于赵概、何稠、陶玉、霍仲初，(7)也都因为他们是镇人心目中的神，被融为尊天、礼地、敬祖师、祭鬼神的文化核心而得以存名。……尽管如此，我们还不得不承认那“少数人”里的中坚，包括那些陶瓷文献主要记录者以及那些陶瓷事业的推动者督陶官们甚至他们的主子，大内皇室诸王公在这个领域的文明业绩。这就是错综复杂而又奇特的陶瓷文化现象!

相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各自门类的赍存，陶瓷文化的史录文图实在少得可怜。仅仅从元代浮梁瓷局，明代御器厂到清代御窑厂，就为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多少难题悬案，幻化出多大猜想空间。研究者们多想从任何实物遗存包括这些地下瓷片中，寻找到一叶知秋的突破，创造出一管成豹的奇迹。

我不接受元代没有派遣督陶官的正史实录的说法。尽管清有“元更监镇为提领，本路总管督陶”和“元置本路总管监镇陶”(8)等一鳞半爪散史，未见比此更应时、具体、详实的宫廷或官方文献。然而，我曾多次强调：浮梁瓷局生产那么多精美的青花大器，为元大都的需要，为大汗打赏西亚、北亚小汗国的需要，为“枢府”军方的需要，还包括为贸易、官府和民众自己的需要，生产出不计其数的各种瓷器，我不相信、也不可能全无记录，更不可能象少数专家断言：元青花，只有西亚等国外博物馆藏为主的那百十件东西。笔者肯定，那些文献，包括派遣督陶官的记录以及大部份瓷器实物等只不过都因岁月沧桑，历史变迁，包括战乱兵燹乃至改朝换代特别是异族易主，意识形态的毁灭性荡涤而消失殆尽或隐匿无踪；后来的修史撰志者或出于忌讳、或无从考证而至轶失遗漏。若不是地下宝藏的不断出现和应证以致逐而对那些迂腐观念的颠覆，近现代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瓷收藏，都难免徒呼空白，更遑论史存那些艺匠的名字。

前仆后继千百年创造出辉煌灿烂敦煌文化的千千万万工匠和艺术家应该是其时代文化艺术的精英，但他们大都没有留下芳名；创造出秦皇兵马俑惊世奇迹的始作俑者及翻模适范者，史书也没有留下其姓名；而更古远创造商周青铜文化的奴工们，亦更没有身名记录；创造冷兵器文化的匠人和专家仅少数如干将、莫邪、欧冶子以及他们的湛卢、纯钧、鱼肠、巨阙、工布、龙渊等绝世名剑也只是由于与帝王和战争史有直接关联才得以名传千古，但仍没有留下任何对其作品指认和应证的直接依据。

至于陶瓷，幸而我们看到了南宋蒋祈的《陶记》这一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陶瓷专文，(9)我把她称作陶瓷文化的“千字文”，令我的子女和学生背诵。虽然《陶记》也不能独善其身，难补上述史料所不逮，并未记载哪位工匠的名字，但正是这篇小小的千字文，从南宋其时镇窑的生产规模及其与国内它地产品之对比、所获之赞誉、窑业形式和工艺流程即所谓“纲纪”，到具体的胎釉制备、烧装及彩饰工艺特征、销售市场、并存竞争的大环境乃至瓷窑的税制还有与其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多科目作了详尽的记述。……古代寄情山水的文人，因寄所托，留下诸如《桃花源记》、《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许多记体千古绝唱，却难得蒋祈对陶瓷情有独钟，写下一篇这样的《陶记》。视其文体和政治态度，不像为官府修史撰志；观其篇幅，亦不可能为单行读本；除清康熙以后的《浮梁县志》以外，至今未见任何古籍收录刊用，如果不是出于一个陶人的久鞠情愫，孰出此作？对于蒋祈撰写此文之动机，我常常独自揣摩：如果欲为教科传授，当不至这般深遂诲涩且应子目纲要悉数具分而洋洋万言始能功倍，故，此非其初衷；如果欲作感怀文赋，当又不可能选择如此冷僻枯燥之课题，而偿以歌山吟水、讽物喻人且缤纷然华彩词藻、扬抑然豪放节婉是也。然而，蒋祈怀意，均不在此。他虽然也未提及任何人名，却以极平实之板眼，确凿之文言铺陈出一个当时景德镇等窑业的精彩世界，抒发出对其时腐败的窑业体制和对国计民生的担忧，表露出对镇民瓷甿辛劳疾苦的怜虑和对“一里窑，五里焦”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内心创痛。从这个基点上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篇高怀盛德之旷古奇文。如果不是浮梁县志的编撰人不论出处、不管成文年代，而地域性的“各取所需”、“拿来我用”， 恐怕此文也难有如是善终。幸哉！

有关陶瓷文化的古代文献，除了辞条诠释、经典索引、史志档案摘句、博艺文丛注解和诗词咏叹赞颂等片言断语之外，至此仅见蒋祈是文。直至明代嘉靖年间，曾任江西提学副使的王宗沐，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刊行的《江西大志》卷七(10)中为撰以介绍江西物产工艺的《陶书》，才见继《陶记》之后又一篇难得的陶瓷专著。《陶书》对其时代陶瓷业之建置、砂土、人夫、设官、回青、窑制、匠役、柴料、颜色、解运、御供、料价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王宗沐高居省会，而且是“走马灯”式，在江西仅五年任职，所撰《陶书》只能是官样“志式条文”且多局限于嘉靖其时代，难免稍嫌以偏概全，但这些文字不仅为乾隆年间《浮梁县志》等大量引用，也于其后乃至今日的诸多陶瓷研究文章所普遍摘引。可见《陶书》也应该是我们构架疏朗的陶瓷文化大厦中不可或缺的一根顶梁柱。

又直到清代，唐英以其二十八年榷陶经历，写下《陶成记事》《陶人心语》和《陶冶图说》，才有了集结性的论述并至图文并茂。对于唐英“杜门谢交游，苦心戮力研究探讨制瓷诸务”“慎重窑务”，由一个门外汉锻炼成一个陶艺大匠及其所做出的成就，这里不想多说，凡对陶瓷文化有所了解的人皆耳熟能详。但对于唐英多年执秉陶人情愫，克己用忍，宠辱不移，呕心沥血，尽职榷陶的隐屈，许多人不曾透析。

唐英自十六岁(康熙三十六年)供奉宫廷养心殿至其四十二岁(雍正元年)任内务府员外郎，又至四十七岁(雍正六年)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佐理陶务，由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磨砺成一个近知天命的老成之身，三十一年服务宫廷，侍奉二帝。然而，除了其四十七岁那年《清档·记事档》有“正月为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召募匠艺”的记录外,我们没有看到早于此记录的有关唐英与陶瓷相关的记述。但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为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召募匠艺”的“各作”，应该包括那为宫廷、为皇帝绘制珐琅彩瓷的“如意馆”、“古月轩”等“作”；进而又可以肯定，自康熙中期至雍正初年，珐琅彩瓷在内务府造办处设计和绘制的数十年中，供奉于宫廷养心殿的唐英，不可能不接触到这些陶瓷包括绘制这些珐琅彩瓷的过程，甚至凭着唐英的聪颖和睿智，应该早已对这门艺术烂熟于胸。况且，此时唐英已与包括雍正元年进入“如意馆”的郎世宁在内的不少宫廷画家和匠艺交情甚笃。 雍正皇帝当然也早已洞察到唐英对陶瓷艺术的爱好和悟性以及他认真负责的行为作风。如果不是基于这点，雍正皇帝决不会派他去景德镇御窑厂署佐理陶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诩为陶人的唐英与陶瓷事业的缘分，决不仅仅在于他自雍正六年奉命驻景德镇佐理陶务至乾隆二十一年他去世的二十八年，而应该在于他作为皇帝身边的一个汉军旗人与景德镇陶瓷事业的一生奇缘。而又正囿于此，注定了唐英一辈子要为这陶人的缘分和自己瞋痴愚忠，心甘情愿地付出相应代价，这就是我前面所说他的“隐屈”。

尽管唐英已有在宫廷熟知珐琅彩瓷的基础，但一到景德镇，面对从矿山到炼泥，从成型到烧窑，从釉下到釉上彩绘，从窑变色釉到各种类器形，他不能不是两眼摸黑。此时，他“杜门谢交游，苦心戮力研究探讨制瓷诸务”；他尊重前人成就，将明万历龙缸奉于“佑陶灵祠”并亲题青花祠匾（图）；他着手绘《陶成图》（图）并不是对自己陶艺成功的总结，而是学习和了解 “陶瓷如何制成” 等工艺的手段；同时，又将自己的心得和措施不断地以《陶政示谕稿》的形式向皇帝汇报请示。直到雍正十三年，他稍有收获，作《陶成记事》，历经八年。可能因为曾经侍候雍正皇帝的感情因素，御窑事业算是基本顺利。这年十一月，年希尧革职，唐英“奉旨停止窑工，管理淮关税务”。

但是，深怀陶人情愫的唐英愿有不遂，难掩黯然，他乾隆元年的《留别珠山陶署》诗（11）表现出他对景德镇及其陶瓷艺术事业的依赖和眷恋。而且这年，皇帝换了。他所作《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或许是打动了刚刚登基的年轻的乾隆皇帝，事隔一年，他终于又“奉命复办陶务”并以淮关使“兼领”之。唐英激动不已，不顾皇帝对他信任与否，不遗余力地从经济上，政策上为景德镇窑业请命、奔忙。尽管其时又有淮关幕友编订唐英诗文《陶人心语》，似有歌功颂德之助，然仅仅履新一年，仍未能免“因瓷器烧造之事唐英受责”（12）的来自皇宫的谴斥追咎。虽自此，唐英职务数经腾挪，但他却始终不知临深履薄，依旧一秉天真，乐此不疲：上奏折，巡窑场，修县志，写诗序；从他传世的陶瓷作品看，还长时间深入作坊窑场，亲从艺事。仅管如此，皇帝不断有诸如“传旨责斥唐英瓷器粗糙”（13）“传旨责讯瓷器远逊雍正年缘由及烧造经费情况”（14）并曾“传旨瓷器暂停烧造”（15）等等……这无异于一次次对唐英的当头棒喝 。然而，尽管唐英不断呈折回奏，“陈述缘由”，并烧成诸如轿瓶等不少御制诗器皿，又制御制诗碑并建碑亭于珠山，献尽殷勤，却难免乾隆皇帝对他欠信任或不放心。又抑或出于皇帝先威而后恩的用臣之道，不久，又“谕旨责令唐英因瓷器不佳，破损过多而令其赔补”；（16）同时，唐英奉旨“编造《陶冶图编次》随原折呈进”。（17）——这二十余幅由孙祐、周鲲、丁观鹏等人绘制的《陶冶图》，亦不知何时，又在何处绘成。我们从唐英的《陶人心语》和相关奏折及清宫档案等历史文献都未能看到其成图的详实资料，可见其绘制并非唐英主持或组织，甚至与其无关。现今许多专家人云亦云，说唐英编绘或组织编绘《陶冶图》，其实并无根据。圣旨仅让他编定次序，撰写各工序之说文而己，无有编绘之说。清宫内务府档案中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此后唐英有关奏折就此写得很清楚。故可以肯定，在这件事上，乾隆皇帝起初是把唐英晾在一边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该《陶冶图》有不少工序混乱和记录描绘不准确甚至不少抛开现场写生的概念化的斧凿图意，只是唐英因“奉旨”行事，既不敢造自，更不敢纠错而免强为之“编定”也！如果真由唐英组织绘制或者请上列画家们来景德镇并指导他们现场写生编绘，当不至那样牵强疏漏，更况，如此大事件，不可能大内史料和唐英自己笔下都没有记录(另论不赘)。

稍揭，便清晰可见，唐英因为这份陶人情愫而逆来顺受、不改初衷的高尚以及其虽身心在长期苦苦挣扎却始终能忍辱负重的某种伟大！正如其坚称的:“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

然而，无独有偶，有“始作俑者”当“岂无后乎”。在唐英去世十八年后，朱琰又偏执专注地写了一本《陶说》。如果说蒋祈的《陶记》仅仅是一篇专文，王宗沐的《陶书》是志书条文式的著述，唐英的《陶成记事》、《陶人心语》以及《陶冶图说》算得上是“工作日志”或“汇报材料”“学科总结”式的“陶瓷工艺学”，那么朱琰的《陶说》则是一篇颇具规模的陶瓷文史专著。朱琰因曾任江西巡抚吴绍诗的幕僚，得地理与工作之便，肯定多次到景德镇作过实地考察。对于这篇专著，历来学者评价挺高，特别是现代学者。傅振伦先生认为《陶说》“叙述了我国陶瓷的历史，详尽地说明了陶瓷制作的源流和名物制度，非但不以博取胜，夸耀于世，他在旁征广引古文献之后，还伸论、发挥、折衷一是，其按语都是简要中肯的总结性论断。”“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偏重征文考献，而侧重实用，他丝毫不留连往古，而着重近代和当代”……。（18）但是，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朱琰只是“学者陶人”，并不是“陶人学者”。因而，他只能是“旁征博引，叙述历史”；虽然其亦作过较精详的考察，但毕竟“偶焉旁涉”，他的伸论、发挥和“折衷一是”的按语往往泛泛而谈，隔靴抓痒，片面臆测，舛误颇多；就象今天外行人写的的流行歌《青花瓷》一样，它的歌词于青花瓷的实际概念不着边际，正如马未都先生所蔑评，几乎就是云里雾里，乌有子虚。倘若后人依其字句研论陶瓷，能不深陷泥沼？因此，笔者认为，朱琰的《陶说》除了史政典制之外，对有多年作坊经验、大半辈子在陶瓷堆里滚出来的学问人来讲，仍尚欠专业。(另论不赘)……但尽管如此，《陶说》毕境是第一部较完整的中国陶瓷史，为后人研究陶瓷史建立了一个宽厚的基础平台，历史不会忘记并且会感谢朱琰的这一巨大的功绩。

又越七十余年，终于有了“学者陶人”与“陶人学者”的亲密合作，嘉庆二十年(1815)，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由其门生郑廷桂补辑刊行。时任浮梁知县刘丙为《陶录》作序。序中，对蓝浦和郑廷桂这等土生土长，做学问又亲事陶艺的镇人论著，做出肯定评价:“盖生乎其地，自少而长，习知其事，随时而笔之于书，良非采访记录偶焉旁涉者可同日语也……”虽然《陶录》仅对景德镇窑业进行专业记述和论说，但由于其时景德镇制瓷业在全国已居独一无的主导地位并作为举国唯一的御窑所在而具特殊的代表性，它的“古窑”和“仿古窑”也从某种意义上容纳涵盖或曰取代了其时已经衰落或退居其次的官、哥、汝、定、均和耀州、龙泉、吉州、建窑，是中国陶瓷及其文化的灵魂所在。因而，《景德镇陶录》几可谓“中国陶录”；就其时代而言，此《陶录》仍然可谓一部为历代陶瓷论说正是释疑的工具书。首先，《陶录》中《图说》的记录性、直接性和真实性就较此前任何此类图说要形象清晰，所使用的专业名词术语也准确明了得多。《陶录》对镇窑生产烧造的历史沿革作了全面深入的叙述，对具体制瓷各“作”的次序规程和技术要领皆作了准确详尽的描写，少了概念化的臆测推论。著者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以其智慧及敏悟，融汇贯通了制瓷业的一切脉络以及它们与其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关联，又以其朴素的行文方式把景德镇瓷业置放于中国制瓷历史的大背景中，重新编排梳理、而非凭空塑造出一个完善的大瓷业的整体概念，其所折射出来的陶人情愫和陶瓷文化的哲学柔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后来陶人。……

呜呼!逝者如斯。

自新石器彩陶时代以来，经禹夏商周、秦汉魏晋乃至唐宋元明清，八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智慧先民为陶瓷付出一生。正是这些陶人与生俱来、与天地共臻的陶人情愫让陶瓷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我亦曾强调，陶瓷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数千年来伴随和见证着历史的兴衰，同时也是历代陶人情愫、精神文明闪光的物化遗存。历代陶人无不用尽自己的心血，或有意或无意地赋予其陶瓷作品以时代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属性。因而，每一历史时期的陶瓷，都带有强烈的其时代的信息符号和文化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也赐给历代、包括我们今天的鉴藏家以想象和研究的时空座标以及理论构建的基点。但尽管如此，在灿若星河的陶瓷文化的宇宙空间里，我们所知总是那么的有限，以致于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小星系里津津乐道着自己的孤陋寡闻。因而，在陶瓷鉴藏领域，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鉴藏家或学者，这方面,只能是重蹈历史之覆辙，又仍旧只有那么少数精英——在他们基因里冥冥中潜在着一种特有的秉赋，而且这种秉赋极易得到激活并升华，他们对陶瓷文化精髓和器物本体的综合文化信息元素的敏感彻悟，让他们物我相知,物我相融。他们所持的陶人情愫与古人的陶人情愫强烈共鸣、深度契合，这便是陶瓷文化精神不朽，无痕承传的核心缘由。

国朝兴则瓷运兴，陶人情愫得到张扬和发挥；国朝衰则瓷运衰，陶人情愫亦然遭遇扼杀和践踏，这早已从几个陶瓷文化的颠峰时期和颓废时期得到应证。不管社会怎么变革，历史如何兴替，陶瓷文化艺术作为精神和物质的信息元素集合体，总是融汇进那永续发展的人类诸多民族的古老文明中，带给人们幸福美好、如意吉祥，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_{( 此文曾发表于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文献《大会论文集》上海.台北2012年10月)；}

_{后曾被辑录入艾春龙主编的《景德镇文化》2016年第一辑。}

_{（万仁辉——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广东省收藏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民革中央第十届、第十一届教科文卫体委员、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山万粹楼博物馆馆长……）}

_注:

_{1·清.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

_{2·小器匣:窑具,装容各类杂件瓷坯入窑烧制的直角平底桶形匣钵。}

_{3．臧应选:} 清康熙朝工部郎中。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680--1688年），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期间由他负责督造官窑的瓷器，在各式高温窑变色釉上成就突出,学界和藏家习惯上称之“臧窑”瓷。

4．郎廷极：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奉命兼任景德镇御窑督陶之职，其仿明宣德、成化青花和脱胎瓷、素三彩及高温色釉成绩斐然，其中高温窑变“郎窑红”以其姓氏冠名，享誉朝野并延续烧造至今。

5．年希尧：（？―一七三九）字允恭，一作名允恭，字希尧，隶汉军镶黄旗。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授内务府总管，旋管理淮安板闸关税务，兼管景德镇御窑厂务，人称为年窑。长期以来，在唐英的佐理下，年窑瓷研制有佳誉。雍正十三年(1735)革职。

6.唐英：(本文中有详述)

7.赵概：东晋时人（公元317－420年），曾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为官，后定居景德镇，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非成熟瓷至成熟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尊为“制瓷师祖”，世代立庙奉祀。

何稠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大提高而质地纯熟瓷化，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浮梁县志》唐武德（618-626）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具贡于朝，于是昌南镇名闻天下。名曰陶窑。

霍仲初：昌南镇东山里人，唐代制瓷名匠，所业瓷窑，被称为“霍窑”。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昌南镇瓷器一举名闻天下。

_.8蓝浦著、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

9.刘新园:《蒋祈<陶记>著作时**辨-__兼论景德镇南宋与元代瓷器工艺、市场及税制等方面的差异》(《景德镇陶瓷》1981年《陶记》研究专刊。)

10.据其长子王士崧《通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樱宁府君年谱》

11.《留别珠山陶署》自怜痴绝为多情，山署临歧百感生；半野半官栖八载，谁宾谁主寄孤情。梁间燕垒分辛苦,槛外花枝负约盟；怪煞珠峰间雀鸟,依稀啼出别离声。西江八载赋皇华,淮海乘春又放槎；只为君恩天庶覆，直令臣役客忘客；古亭翠撷心裁句，珠阜香留手植花；风月有情管领在，宛其室矣不须嗟。

12.13.14.15.16.17.傅振伦.甄励《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景德镇陶瓷》1982年2期。

18.傅振伦《朱琰<陶说>简介》,《景德镇陶瓷》1981年1期。